1956 年初，双百方针被纳入中共议程，名义上旨在促进科学与文学领域的知识乐观主义与多元发展。1957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旨在整顿党内作风问题的运动，党外人士也深度参与其中。党中央明确要求知识分子向党提出政治建议，监督党和政府，帮助调整党内纪律。然而好景不长。次年 7 月，运动方向突然转变，从聚焦党内纪律转向攻击党外人士，大规模迫害那些曾向党建言献策之人。回顾历史，毛泽东声称"百花齐放"运动与反右运动是党预先设计的策略，旨在揭露那些可能敌视社会主义和党的分子。但这种解释显得牵强附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是否值得对知识分子发动如此猛烈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早已被打倒在地——实在令人质疑。
本文试图通过原始资料，结合 1950 年代末共和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描述并分析双百方针、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三者间的关系。文章将论证：当双百方针发起时，毛泽东真诚希望鼓励并团结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这并非共产党为打击异见者预先设下的政治陷阱。尽管随后政治环境恶化，加上党内官僚的反对，迫使毛泽东为保住政权而向保守派官僚妥协——通过终止双百方针与整风运动，允许他们继续打击那些试图动摇中共政治地位的知识分子。运动期间，官僚集团甚至将党内外的非主流保守派观点持有者也划入右派范畴，这种结果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正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新出现的利益集团，这对理解 195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动态至关重要——党的保守官僚集团。该集团由来自白区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与红区的工农兵干部组成，随着党委扩编和效仿苏联模式建立的部门制政府而壮大，这种政府形式象征性地掌控着经济政治事务的方方面面。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党的保守官僚作为"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靶心与主要阻力，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往后仍然如此。本文将阐述他们与知识分子及毛派分子（尽管当时尚未形成正式派系，但文中的毛派主要指那些对中国全盘照搬苏联模式不满、同时怀念延安模式的人士）之间的斗争。 那么，这篇文章可以展示 1957 年党对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以及国际形势变化对国内斗争的影响。随后，我将分析毛泽东如何从试图联合知识分子清除党内的保守官僚，转变为与后者妥协以巩固党的统治地位，并纵容前者对知识分子的报复行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共依据"一边倒"政策，效仿苏联模式在全社会推行重大改革，宣称要全面学习苏联，甚至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经济领域，五年计划的实施标志着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动,旨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合作社。在城市，通过"和平赎买"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削减企业中的私有制比重，将其转变为党官僚体系掌控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面公有制的推行，计划经济模式也被采用。这种模式排斥市场，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使得官僚阶层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名义上由全体劳动者和社会共同拥有的生产资料与社会财富，实际上沦为官僚集团的私有财产，甚至劳动者本身也成为其所支配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至"双百方针"前，工厂中的厂长职权、军代表、工人委员会、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权力逐渐被企业党委取代或从属，最终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在政治与行政层面，社会主义改造后形成的生产管理体制，名义上是党委集体领导，实际上却是书记独裁，这正是其官僚主义滋生的根源。
这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以及劳动、物资和财政资源由中央官僚掌控，还体现在基层实行的厂长负责制上。20 世纪 50 年代实行的厂长负责制，与八大后推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同，厂长对生产过程拥有绝对控制权，而党组织则倾向于关注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问题。诚然，在厂长负责制下，由于职能人员的权责更为明确，经济和劳动秩序可以得到加强。然而，厂长并非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只对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负责的高层官僚直接任命。这种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问责制度，扼杀了本就薄弱的生产民主，单位里的工人只能按照厂长的意志进行生产。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这些新兴官僚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其权力在短时间内呈指数式膨胀。
然而，党并非没有察觉到日益膨胀的官僚体系及其自身的官僚化倾向。在北平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全党要避免重蹈三百年前李自成的覆辙。过渡时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及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正是党对腐败与官僚主义深恶痛绝的最佳例证。对中共与毛泽东而言，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防止先锋队腐化变质与官僚化，是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这两大根本目标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6 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化建设的推进，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祖国中的作用因专业知识需求的持续增长而再次受到重视。然而，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中共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态度似乎从未真正建立信任。虽然 1954 年宪法明确将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实践中这些宪法承诺的权利显然只是纸面空文。虽然 1954 年宪法明确将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实践中这些宪法承诺的权利显然只是纸面空文。在过渡时期，那些未紧跟党领导的知识分子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和"胡风事件"中持续遭受打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不断被压制改造。按照毛泽东的理论，知识分子因其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往往依附于其他阶级。因此，在解放前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主要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充当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载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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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毛泽东.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武汉: 新湖大革命反臨时委員会宣传部, 1967,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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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渡时期，党对旧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引导和督促他们自我改造，摒弃封建与资产阶级思想，转向工农群众，自觉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者，通过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那些已完成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应当与共和国成立后党培养的工人阶级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指出既要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农业领域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党对生产技术革新、科学知识研发应用的需求日益迫切，对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需求也空前巨大。为满足这一需求，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繁荣我们的文艺事业，使科研工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由此，旨在扩大知识分子队伍、调动其积极性的"百花齐放"运动初步成型。
1956 年对东方阵营而言是风云激荡的一年。赫鲁晓夫 2 月 25 日的秘密报告犹如惊雷，既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也引发了社会裂痕。这一举动严重动摇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根基，而合法性危机不仅限于苏联本土，更蔓延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否定既往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方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内思想混乱、社会动荡。1956 年春的波兹南事件与同年秋匈牙利反政府暴乱的爆发，皆与此紧密相关。
讨论双百方针的发起与中止，必须考虑匈牙利事件这一国际因素的影响。1956 年 10 月末至 11 月初，匈牙利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并演变成骚乱流血，最终由苏联出兵布达佩斯才得以平息。毛泽东虽自信表示"我们的农村政策是好的，城市政策也是好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但实际仍受震动。事实上 1956 年下半年中国已显现社会动荡迹象，包括城市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农村社员退社等事件，加之知识分子批评声浪，使毛泽东担忧中国会出现类似波匈的局势，因此有必要营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尽管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党内和知识分子中流传，但讲话全文直到 1957 年才为普通民众所知。总体而言，秘密报告的公布并未打断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在兴起的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运动。
百花齐放方针最初由毛泽东于 1955 年 12 月提出。1956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宣示了这一方针。四个月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于 5 月 26 日在怀仁堂向党外知识分子传达了百花齐放精神，该讲话于 6 月 13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总体而言，百花齐放运动的目的可归纳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点：其一是针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普遍任用政治可靠的干部领导科技研究，导致知识分子普遍不满与科研停滞的状况，以满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快速增长的科技需求；其二是通过联合党外力量（主要是知识分子）及随之开展的整风运动，遏制急速膨胀的官僚集团。